12岁开始学习钟表修理手艺

1948年，12岁的姬盛义为了更好地学习钟表修理手艺，他在姨夫的介绍下，到归绥市一家名叫美利斯的钟表店当了学徒。姬盛义祖籍虽在安徽，但他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呼市人。当年，想要干钟表修理这一行并非易事，首先要家中必须有从事这一行的人推荐才可。姬盛义的姥爷和四个舅舅不仅从事钟表修理，而且在旧城开了两个钟表修理店，一个店铺是位于旧城北门路东的义珍斋，另一家在旧城南门的珍记号。

姬盛义说，他的父亲曾在电报局从事电报工作，日寇侵占归化城后，随部队一同撤到了延安。8年后，姬盛义父亲得知，战乱年间其家早已散落，于是他便从延安回到归绥市。“我之所以很早就从事修表这一行，是因为家庭贫寒，当年父亲途径包头黄河渡口回家探亲时，国民党以国际共产党的名号将父亲抓起来，险些被送到日本人手中。黄河渡口曾有一个名叫付三留的人，他经常在舅舅的店里修手表，得知父亲是舅舅的家人后，将父亲被捕的消息带回来。为了救出父亲，家里将值钱的物件一一变卖，最后将父亲赎了出来。”

解放前，美利斯、亨得利、亨达利、瑞士四家钟表眼镜店在归绥市较为有名，直到解放后，只剩下美利斯和亨得利两家。“过去，钟表只是有钱人家才用的上，回民区有一户曹家，他家就有一座很贵重的五音钟，这座钟在当时的标价是三两黄金。”姬盛义说:“钟表行业与其它行业不同，是一个很文明的行业，从事这一行的人不被人们称作师傅而是先生。美利斯当年的主要经济收入修表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，大部分是销售，卖货的人都穿着长衫，钟表行在解放前已经有了公司的派头，学徒虽然没有工资，但生意好的话，经理每年会给我们做一身单衣，两年做一身棉衣。白天站柜台，晚上练习基本功，就这样我度过了4年漫长的学艺生涯。”

百灵手表竟然是组装而成

1952年，师满出徒的姬盛义在他人的排挤下离开了美利斯转赴北京，继续从事钟表修理工作。半年后，他的母亲在美利斯经理的多次寻访下，再次将姬盛义唤回。1955年，合作化拉开序幕，姬盛义被抽调出来进入钟表眼镜合作小组。1956年，公私合营后，全市共组织起18家钟表眼镜店，有100多人。从此，呼和浩特市钟表眼镜合作社正式成立。当时年仅18岁的姬盛义担任了钟表眼镜公私合营主任委员一职。

公私合营后，钟表眼镜行业发展进入高潮，合作社将美利斯与亨得利两家的债权债务承担起来，经资产核定后并对原经营者付息20年。当年购买钟表不仅需要工业券，而且由于商品短缺，钟表眼镜在市面上仍是紧俏商品。1958年，位于大北街的合作社正式更名为呼和浩特市钟表眼镜厂(现大北街亨得利院后)，并开始正式加工钟表眼镜。而由呼市自发制造的友谊闹钟也正式面市。钟表与眼镜一直不分家，由于各地都短缺钟表眼镜，从外进货根本不能满足实际所需量，所以只能自己生产眼镜片及镜架。崔顺华、文久鹏就是在这时被从天津大明眼镜店以高工资请过来的，那时人们的工资只有四五十元，而他们的工资已经达到了200多元。

对于许多老市民来说，百灵牌手表想必并不陌生，而这个上世纪60年代初呼和浩特市自己的名牌又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呢?姬盛义回忆说:“百灵手表其实并不是完全由自己生产的，而是从北京手表厂购进零配件，最后经当地组装，在加工表壳的上方做有一只百灵鸟，所以被称为百灵牌。”

八旬老人担忧修理钟表后继无人

虽然钟表、眼镜在当年是人们梦寐以求希望得到的“香饽饽”，但据姬盛义讲述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钟表眼镜行业才真正走上黄金时期。“过去，配一副眼镜最快也要半个月的时间。后来，通过外汇购买，厂子配置了自动磨边机、电脑验光机等日本的先进仪器和电脑设备，这在华北地区也算得上首家。周边旗县的人们都来排队验光配镜，从半个月的配镜期缩短到一周的时间。由于配镜量较大，全市8个门市部，仅亨得利第一门市部眼镜的销售量每天就达到200多副。从1988年开始，厂子连续五年被评为小巨人企业，经济效益非常好。”姬盛义说。

如今，姬盛义已退休多年，年近八旬的他对钟表眼镜行业的热爱丝毫没有退却。在他家的墙壁上，至今挂着一座由呼和浩特钟表厂生产的山丹花牌挂钟，虽已年代久远，但这座老钟却被姬盛义打理的依旧如新。“在我退休后不久，企业改制，呼和浩特市钟表眼镜厂除去亨得利这个牌子外，固定资产达1000多万。工厂倒闭后，亨得利被私人承包。”从姬盛义家中的窗户向外望去，曾经的钟表眼镜厂大楼便可清晰地映入眼帘，如今这座大楼已变成了一座旅馆。看着眼前的变化姬盛义感慨地说:“我对这一行很有感情，看到行业如今的现状很有落差，心中很不舒服。钟表的滴答声就像人的心脏跳动一样，一听就能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对于钟表修理，现在很多配件坏了可以直接更换。过去在我学徒的时候，没有配件全凭修理，现在钟表行业可以说是后继乏人，科班出身从小学徒的已屈指可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