阳春三月，新茶上市。

茶，最初被人们广泛利用只是作为饮料。然而进入世间的几千年，它浸润了人类社会太多的品格趣味、冷暖炎凉，也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意味和功用……

文人雅客乃至佛门助推饮茶，唐代《茶经》为茶史划时代。茶作为饮品，从来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。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茶不过是百姓生活的一种日常消费品。而比起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古往今来的文人雅客则给茶赋予了更多的品格与趣味。

魏晋以来，天下骚乱，文人无以匡世，渐兴清谈之风。最初的清谈家多为酒徒，如著名的“竹林七贤”。后期的清谈家则出现许多茶人，他们以茶助清谈之兴，把饮茶与精神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了一起。

道家修行长生不老之术，要炼“内丹”，实际就是作气功。茶不仅能使人不眠，而且能升清降浊，疏通经络，帮助修炼，所以道家也爱喝茶。

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是禅宗。禅宗始祖达摩倡导的禅法是“大乘壁观”，就是用面壁打坐的方式让精神集中、思想专一以参悟禅理。据说达摩自己就曾面壁十年才终成正果。史书记载：“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，大兴禅教。学禅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惟许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，以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”

玄学家、道士、禅宗佛门，对饮茶习俗的兴起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而真正集唐代以前茶文化之大成，奠定了饮茶的高雅品味的，还要推人称“茶圣”的陆羽所著的《茶经》。

唐开元年间，今湖北天门县龙盖寺住持智积法师收留了一个三岁的孤儿，就是后来的陆羽。陆羽少年聪慧，博览群书，有文采，好深思，“耻一物不尽其妙”。

陆羽托身于佛寺，茶与佛教有难解之缘。智积法师是一个喜茶且擅长品茶的和尚。有一则传说称，因陆羽善于煮茶，智积非陆羽的茶不饮。后来陆羽脱离佛寺云游他乡，智积便断了茶。这件事让当朝皇帝代宗知道了，有些不信，便召智积进宫令人奉上名茶。智积喝了一口便放下不饮。代宗又秘召陆羽进宫，由陆羽煮茶再让智积品尝。智积一饮而尽连声称赞说：“这真像陆羽煮的茶啊!”

《茶经》刻印于唐建中元年(780年)，虽然全书只有7000字左右，内容却涵盖了茶学的各个方面。全书共三卷十章，其中介绍了茶树的起源、茶的名称演变及饮茶的功效，采茶、制茶以及贮藏茶叶的各种工具，茶叶的种类、采制方式和品质鉴定，煮茶、饮茶的各种器皿，煮茶方法和水的品评，以及全国的名茶产地并品评高下。

《茶经》的出版，在茶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。从那以后，文人雅客品茶论茶之风更进一步地兴起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叫赵佶的皇帝，即大名鼎鼎的宋徽宗。赵佶身为皇帝，骨子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人雅客。除了在书法绘画等方面卓有建树外，他还是一位高明的茶艺专家。赵佶所著的《大观茶论》一书，是中国古代惟一的由皇帝撰写的茶书。赵佶还曾放下皇帝的架子，亲自为臣下烹茗调茶。或许他的确是真心认为，烹茶品茗是高尚高雅之事，于皇帝之尊严并无妨碍吧。果真如此，也真不枉了他一世茶情。

唐宋是诗词的时代，很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关于饮茶的脍炙人口的章句。比如宋代大诗人苏轼的《汲江煎茶》是这样写的：

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

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

雪乳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泻时声。

枯肠未易禁三碗，坐听荒城长短更。

陆羽在《茶经》中第一次把饮茶与人的品行修养联系起来，称“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。而后来的一些人更进一步引申说“茶以芳冽洗神，非读书谈道，不宜亵用。然非真正契道之士，茶之韵味，亦未宜评量”，就实在显得过于“矫情”了。

中国茶叶最早走向世界，在欧洲一度被视为奢侈品

19世纪之前，认为茶树原产于中国，是一个世界公认不成问题的事情。1753年，世界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林奈把茶的学名定为“Theasinensis”，意即原产于中国的茶树。不过进入19世纪以后，这个事情似乎变得模糊起来。1824年，英国军人勃鲁士少校在东北印度的阿萨姆山区，发现了一株高约13米、径围约1米的野生大茶树，由此便推断印度是茶的原产地。

经过一些调查与争辩，特别是随着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，事实又渐渐被澄清起来。上世纪80年代，来自日本的两位科学家通过对茶树细胞染色体的分析表明，中国和印度茶种染色体的数目相同，在细胞遗传学上被认为没有差异。又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，他们认为茶的传播是以四川、云南为中心，往南推移，向乔木化、大叶型发展;往北推移，则向灌木化、小叶型发展。

如果说，野生茶树的起源还存有疑义的话，那么，茶树的人工栽培与利用是起源于中国并向世界传播，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。唐代陆羽所著《茶经》中称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。”汉代成书的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则有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而解之”的记述。由此还可以看出，中国人使用茶最早是作为药用的。神农是一个神话传说人物，或许不足为训。据学者考证，秦代以前，对茶叶最早的生产和利用局限于巴蜀地区。早在周武王时，蜀人就已经把茶当作贡品献给了武王。

清代学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说：“自秦人取蜀而后，始有茗饮之事。”秦汉统一中国以后，巴蜀的封闭环境被打破，巴蜀的茶叶、茶种便通过水陆两途向外传播，饮茶风习也在中国逐渐流行。

中国茶叶向域外传播也是源远流长。

隋文帝开皇年间，茶叶开始向日本输出。唐顺宗永贞元年(805年)，日本最澄禅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国学，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，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。宋代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。明代郑和下西洋，茶叶也随之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诸国。欧洲人对中国茶叶的最早记载是《马可?波罗游记》，说“秦国有一种植物，煮饮其叶片，而称为中国茶，被视为极珍贵的物品。”

明代末期，荷兰商船从澳门运茶到欧洲，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西方的大门。1636年传入巴黎，1650年传入伦敦。茶叶深受欧洲人喜爱，被视为高级奢侈品。1708年，东印度公司从广州带去广东、福建的茶籽，在不丹和加尔各答的植物园种植，开创了印度的茶树种植史。

19世纪，由于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、丝织品、瓷器等，英国的对华贸易出现了严重逆差。19世纪30年代初，英国的对华贸易逆差额每年达到200万-300万两白银以上。为了弥补这种贸易逆差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大肆向中国销售鸦片，这就是当年鸦片战争的起源。

海外各国对茶的称呼，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我国的影响，在发音上基本可分为两大类。从海路传播出去的南亚各国、中东及欧洲部分国家，发音近似于我国福建沿海地区的te,ti音。从陆路向北、向西传播去的国家，发音近似于我国广东、华北的cha音。

从日常饮料衍生出社交功用，甚至成为某种社会职能的中介

饮茶是一件高雅的事。茶的清香醇和，给人以超凡脱俗的感受。然而，茶来到世间，又怎能不沾染上俗世的种种世故甚至丑陋呢。

坐，请坐，请上坐

茶，泡茶，泡好茶

很多人都知道上面这副对联的故事。传说郑板桥有一次到镇江金山寺去游览，寺里住持看他衣着简朴，以为不过是个普通的游客，便随便地说了声：“坐、茶。”郑板桥没理会他，却挺仔细地欣赏起墙壁上的书画。和尚心想，这个人大概不是一般的俗客，就稍微客气地又招呼说：“请坐，泡茶。”当他得知来人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，立刻眉开眼笑，毕恭毕敬地逢迎说：“请上坐，泡好茶。”当郑板桥要告辞离开的时候，和尚拿出纸笔请他为金山寺题副对联。于是郑板桥就写下了上面的句子。

连一向提倡众生平等的佛家，也有和尚不免在以茶待客上分出三六九等，可见俗世的力量有多么强大。茶原本只是一种日常的饮料，在待客中开发出了它的社交功能。后来，各种茶肆、茶坊、茶铺等盛行于市井，茶作为社交与娱乐的媒介，其饮用解渴的功能反而降为其次了。

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。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。”茶馆业在唐代开始兴起，到了宋代就更加发达。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汴河两岸茶坊、酒楼林立，反映了当时京都汴梁服务业的兴盛。明清的茶馆更为普遍。

茶馆作为市井百姓的社交场所，三教九流无所不有。有的茶馆专供各行各业谈生意之用，称为“市头”;有的“皆士大夫期朋约友，聚会之处”;更有一些借茶馆之名，行妓院之实，被称为“花茶坊”或“水茶坊”。小说《水浒传》中给西门庆和潘金莲“拉绊儿”的王婆，就是开茶坊的老板娘。

茶馆的社交功能进一步发展，更产生出了某种社会评判与裁断功能。在官府治理社会能力不足的一些地方，民间盛行一种“吃讲茶”的风俗。一定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。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，双方各有各的道理，就相约去茶馆，请出双方公认的仲裁人，根据事理和社会公德标准劝解调停。“吃讲茶”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，为公众舆论所系，具有较强的威慑力，往往胜过官府衙门的判决。然而，如果一个地方被黑恶势力控制，他们往往把“吃讲茶”当成欺压百姓的工具。

杯中乾坤大，茶里世故深。小小茶叶来到世间，见证的是社会人生的冷暖炎凉，其中的故事，没有人能说得尽道得完。